家国情怀铸就“南方之强”

从纪录片《陈嘉庚与百年厦大》温故华侨华人爱国报国的奋斗之路

“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鹭江深且长，致吾知于无央。吁嗟乎！南方之强！”

这段厦门大学的歌词，百年来弦歌不辍。抗日战争时期，厦大曾经内迁到福建长汀办学，长汀社会各界人士专门刻了一块匾额“南方之强”送给厦大。

海边风景水天一色，今天的厦门大学美轮美奂。但在百年之前，这所大学如何拔地而起，在发展中又经历过怎样的磨难和考验？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栏目推出三集纪录片《陈嘉庚与百年厦大》，通过大量的珍贵史料、历史影像以及当事人的亲口讲述，带观众一起追溯陈嘉庚先生创办厦大的艰难历程，解读在战火硝烟中不断创新、砥砺前行，回顾那段峥嵘岁月中志士仁人爱国报国的奋斗与担当。

“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之下之理”

在一百年前风雨飘摇、国事危急的时刻，陈嘉庚为何倾尽家产创办大学？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何说厦门大学“不宜速办”？为什么建校初期不到120人，陈嘉庚却要了一块2000多亩的地？地处东南一隅的厦门岛，厦门大学为何能吸引国内的知名学者来任教？

纪录片的开头，以一连串的疑问，在制造悬念的同时，也梳理出清晰的历史脉络，把百年往事娓娓道来。

走进厦门大学，一眼就能看到“一主四从”“一字排开”的嘉庚风格建筑——群贤楼群。这是厦门大学的第一座校舍。在群贤楼中厅墙根下，完好地嵌着一块奠基石，上面镌刻着陈嘉庚的手书“中华民国十年五月九日，厦门大学校舍开工”。

100年前的那一天，陈嘉庚带领全体师生冒雨从集美乘船到演武场，一同见证厦大首批校舍立下奠基石。

奠基仪式上，陈嘉庚慷慨陈词：“余以办教育为职志，聊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教育乃立国之本，兴学是国民天职，不为教育奋斗乃非我国民也。”

将5月9日这一袁世凯政府承认丧权辱国“二十一条”的“国耻日”，选为厦大奠基日，陈嘉庚希望以此告诫厦大学子“勿忘国耻，发奋为国”。

在那段长夜漫漫、沉沉黑暗的岁月，志士仁人都在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对比中外发展，陈嘉庚意识到现代教育对国家进步的重要性，“立志一生所获的财利，概办教育”。

1919年7月13日，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陈嘉庚召集社会各界300余人，倡办厦大，并当场认捐400万元。

“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之下之理”，陈嘉庚真诚激昂的演说，倾诉着一位大学创办者的赤子衷肠，阐发着一所大学的创办与一个民族命运的血脉关联。他坚定地认识到，中国要强大，中国人必先自强，所以“自强不息”成为厦大校训。

1921年4月6日，在厦门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学生演唱了由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谱曲、化学家郑元贞作词的校歌。歌词表达出陈嘉庚对学校的期望：“南方之强”。

1929年，世界爆发经济危机，陈嘉庚的生意也遭受重创。纪录片中呈现了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中的一篇，在其中他详细记录了自己在经济最为艰难时期为厦门大学筹钱的种种困境。其中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是陈嘉庚卖掉了原本为两个儿子在新加坡购置的三栋别墅，“出卖大厦，维持厦大”。

后来鉴于公司经营再也无力支撑，为了让厦大学子能够继续学业，陈嘉庚决定将厦大无偿交给政府。对此，陈嘉庚内心感觉十分抱歉，认为自己给政府添了麻烦。

“听到解说‘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抱歉！’时，我忍不住流下眼泪。”厦门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楼红英说。

爱国主义是厦大与生俱来的基因。陈嘉庚纪念馆原馆长陈呈说，回顾厦大的创办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陈嘉庚教育救国的理想，与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初心是一致的。

一边上课一边建校，校长的车照亮全校

距离厦大思明校区200多公里外的福建山城——闽西长汀，也有一个厦大。长汀文庙外古色古香的门楣横梁上悬挂着一块黑色牌匾，上面书写着“国立厦门大学（1937-1945）”的金色大字。

101岁的潘懋元、91岁的陈孔立，当年的亲历者现在已经是白发矍铄的老人，谈起厦大迁往长汀这一段抗战往事依然是记忆犹新。

1937年，厦门大学从私立转为国立。抗战全面爆发的前一天，教育部任命清华大学物理机电学家萨本栋教授为厦大校长。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国土相继沦陷的情况下，为保存“读书种子”，北大、清华等校南迁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也开始向西南转移，形成当时中国高校西迁的大潮。

厦大也要西迁吗？萨本栋做出一个决定：内迁长汀！

是年12月24日，300多名师生向山城长汀紧急出发。从厦门到长汀，要渡过鹭江、九龙江，翻越崇山峻岭，路途数百里。师生们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整整走了23天。

长汀的办学条件极为简陋，只能借长汀文庙为办公场所。当时刚上小学的陈孔立跟随父母来到长汀，他介绍说，当时的教室是“木板房”，但那个“木板”不是木板，有的就是用树皮挡一挡。有一次他躲进教室，感觉闪电都会穿过屋顶射进来。

尽管如此，厦大仍然在抵达长汀后的第五天正式复课。师生们一边上课一边开始学校建设，由于经费捉襟见肘，萨本栋和教授们率先减薪，但课时不减。

101岁的潘懋元回忆起这样一个细节：一到晚上，长汀变得漆黑一片，萨本栋决定拆自己的车，给学校发电。作为一名机电工程专家，拆车不是一件难事，萨本栋把汽车发动机改装成发电机，自己再进行设计、安装，很快，长汀的教室亮起了电灯。

校长的车照亮了全校，却苦了自己——萨本栋要从长汀到当时福建省人民政府所在地永安，只能坐班车，一来一回往往需要近3天时间。

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维持一所完整的大学已经非常艰难，但是，萨本栋向厦大师生发出“未到‘最后一课’的时候，应加紧研究学术与培养技能”的号令。他说，研究学术与培养技能，这是“国魂所寄托的事业”。

潘懋元清楚地记得：“我进学校之后听他第一次报告，他就对我们新同学说，我们中国抗战必成，抗战一定胜利，所以我们现在培养的是建设国家的人才，是战后建设国家的人才。”也就是说，这所最逼近战区的大学在战火之中，开始为胜利后的国家建设事业准备人才。

原来在清华读书时，萨本栋是校网球队的一名主力选手，体魄强健，但是在担任校长期间，因为过度操劳，很快地就变成了需要拐杖支撑身体的中年人。

正是在萨本栋“舍身治校”的精神感召下，长汀时期的厦大师生在艰难困苦中展现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八年烽火硝烟中，厦大始终弦歌不辍。“一身肩负二人之重任，一日急二日之操作。”

厦大档案馆馆长石慧霞在史料中挖掘这段往事时，被师生们的艰辛与顽强感动得落泪。她说，“南方之强”正是在长汀时期声名远扬，厦大学子在闽西山区宣传抗日，参与了许多抗日救亡活动，也培养出很多人才，“越是困难时期越发能体现厦大和中国共产党的同向同行。”

厦大的土木工程、机电工程、航空工程等工科专业都是在长汀时期设立的。据不完全统计，长汀时期的厦门大学在校生达1044人，是厦门大学初创时的10倍，为国家培养了数百位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大学校长、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和知名企业家。

10倍的变化不仅代表了数字与规模，更重要的是，中国爱国华侨们兴学救国的初心在薪火相传。

从“游子”到“赤子”，家国情怀书写百年爱国篇章

厦门大学这所凝聚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和爱国华侨全部心血的学校，是当时中国进步人士爱国、救国的重要缩影，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国民求新、求变、求出路的艰苦尝试。陈嘉庚等人之初心，在于启迪民智，用教育的方式实现救国之梦。

可幸的是，这条自强不息的爱国救国之路，不止一个人在披荆斩棘——百年来，无数爱国华侨用奋斗、奉献，甚至是牺牲写下了爱国的篇章。

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结束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而在这场波澜壮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中，数百万海外华侨华人居功至伟，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武昌起义前的镇南关、钦廉、河口等起义中，华侨均是重要骨干。1911年，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72烈士里有31人是华侨。

上世纪30年代，在日军大肆入侵中国时，海外侨胞又一次掀起共赴国难的高潮。仅当时政府部门的统计资料就显示，华侨捐款达13亿多元，汇回国内款项达数十亿。斐济华侨方作标把房产抵押给银行，掏出毕生积蓄，独自购买一架飞机，并冒着生命危险将自己和其他侨胞捐献的共四架飞机送抵中国。

1938年10月10日，来自南洋各地的40多个爱国团体的代表共160多人，齐聚新加坡华侨中学，宣布成立南侨总会。陈嘉庚在成立大会上呼吁：“抗战严重期间，凡我侨胞自应精诚团结，集思广益，俾能加紧出钱出力，增强后方工作。”

1939年2月，南侨总会发出征募汽车机修、司机人员回国服务的通告，得到广大华侨的积极响应。1939年2月至9月，南洋华侨机工3000多人分9批回到祖国，称作“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当时生活在马来西亚的爱国女青年白雪娇不辞而别，留给父母一封信：“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和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南侨机工们奋战在自然环境恶劣、日机不断轰炸下的千里滇缅公路，大大提高了滇缅公路的运输能力。“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艰险的滇缅公路成为西南边陲抗战救国的生命线，而在这条生命线上，1000多名南侨机工长眠于此。

“迢迢江阳直向东”。新中国成立之初，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地质学家李四光、原子能专家王淦昌、数学家华罗庚……一大批华侨知识分子毅然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科技人才短缺的困局。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以更加炽热的爱国热忱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捐资助学、修桥筑路、扶危济困等方方面面都奉献着爱心。国家的日益强大，也使华侨华人从“游子”变为“赤子”，日益感受到作为华夏儿女的自豪与荣光。

百年沧桑岁月，镌刻着陈嘉庚等华侨华人爱国报国的奋斗之路。文献资料呈现的虽然只是一个个历史片段，但我们却能感受到他们对故土、对民族、对国家的大爱与担当。从历史到现实，家国情怀始终激励着人们勇毅前行。